一般认为，元末农民战争起于韩山童和刘福通领导的白莲教起义，这个起义得到了四方响应，逐渐发展成为席卷全国的农民战争。可是翻开历史书籍，我们发现在白莲教起义之前，江南各地已经发生过多次起义，虽然成功的不多，但也动摇了元朝在江南的统治地位。方国珍便是这些早于白莲教起义的军阀之一，也是这些军阀中存活时间最长，唯一得到善终的。方国珍能够活着的原因，在于他的墙头草哲学，以及厚颜无耻的求生欲。这样生存理念让他在多个军阀势力中游刃有余，甚至朱元璋都留他一条老命。
方国珍是浙江台州黄岩人，本来是佃农和私盐贩子，后来卷入到浙江农民反元的战争中，受到元朝廷通缉。方国珍兄弟多人，颇有勇力，在乡民之中有号召力，便在海中啸聚前任，夺取元朝的海运漕粮。
当时元朝北方缺粮，全靠江南的漕粮运输才能满足大都百万人口的吃喝。江南的漕粮运往大都，分为京杭大运河和海运两条路。方国珍一伙人啸聚海上，截断了漕粮运输的线路，对元朝后勤产生很大的影响。于是元朝派出了朵儿只班、孛罗帖木儿等将领带兵讨伐。
展开剩余79%与元末农民战争中的大多数军阀不同，方国珍并没有推翻元朝的想法，更没有争雄天下的野心。因此在打败了朵儿只班、孛罗帖木儿两路元军后便主动请降，接受了元朝朝廷的官职。而且方国珍的势力一直都盘踞在浙东沿海一代，并没有向内陆发展的趋势，只满足于方国珍兄弟等人的荣华富贵。这也是与朱元璋、刘福通、张士诚、徐寿辉、陈友谅等有志于天下的军阀的作风不同。
严格的说来，方国珍算不上是农民起义，只能是农民上山下海当土匪海盗。他在自己的势力上也没有建立政权的打算，更没有分封什么官职。而是反复的投降于周边强大的势力，主动做个附庸军阀，以保全自己的荣华富贵。
从军队战斗力来看，方国珍的军队还是很有战斗力的。曾经带领元朝大军击败刘福通北伐大军的孛罗帖木儿都不是其对手，还被方国珍俘虏了。方国珍的军队在面对北方张士诚军队的南下时，曾经打出七战七捷，逼得张士诚的大将退兵。因此，从军事能力来看，方国珍完全是有机会、有能力广大的扩张地盘，成为争锋天下的军阀之一。然而方国珍并没有如此，而是选择固守浙东海路。通过把持江南到大都的海运漕粮路线而攫取利益，这是典型的地方军阀作风。这种作风与北方元军中听封不听调的察罕帖木儿、李思齐等相似。
在对待周边势力的态度时，方国珍采取了墙头草一般的态度。他既投降元朝，接受元朝的官职，也投降朱元璋和张士诚，接受他们的官职。甚至在关键时刻，利用自己的军队左右元军、张士诚和朱元璋军队的局势，以谋取自己的利益。于是方国珍军队出现了在反复叛变的情况，一会儿叛元投张，一会儿又叛张投朱，甚至同时拥有三方官职，接受三方的拉拢。
当然元朝、张士诚、朱元璋方面对方国珍的这种行为也非常不满，可由于三方势力互相牵制下，也腾不出手来对付方国珍。而方国珍只要觉得某一方势力的压力过大，他又会联合其它方面施压，再暗中赠送金银粮草示好，把这种平衡的局面维持下去。
等到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、张士诚和南方元军后，方国珍自己已经无力对付朱元璋了。当面对朱元璋派来的李文忠和朱亮祖大军时，方国珍很快在战争中失败，带着几个兄弟逃到了海上。然后他又向朱元璋赠送金银请降，还写了一封十分肉麻的投降信。
对于方国珍的这种态度，明军内部是要置之于死地的。然而朱元璋并没有下令杀死方国珍，而是在接受其投降后授予其官职，让他在南京终老。最终，方国珍成为唯一一个在南京得以善终的抗元军阀。
朱元璋不是一个大度的皇帝，对投降的军阀和敌对势力都是严苛防范的。即便是陈友谅的儿子陈理这种比较老实的，最后也被发配去了高句丽。然而他对方国珍的处理却显得比其它军阀宽容，则在明朝初年是非常少见的。方国珍在投降后被授予了广西行省左丞，不用去广西上任，留在南京享受俸禄即可。
方国珍之所以能享受这种与众不同的待遇，与其模糊的政治立场有很大的关系。在元末农民战争的军阀中，每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，都建立了各自的政权，如陈友谅的汉政权、张士诚的周政权。而方国珍始终以军阀的身份活跃其中，不持有政治立场，成为其中的墙头草。
这种没有政治立场的军阀，虽然是一方之雄主，却与元朝的那些降将没啥区别。他们没有严密的组织体系，也缺乏基层的号召力，再度起兵造反的可能性极低。朱元璋宽容的对待方国珍，能够安抚各处元军的降将的心，使其老老实实的为明朝卖命，也能够迅速稳定明朝的政治环境。朱元璋的这种安排和选择，也能以极低的风险和代价平定各方反对势力，完成统一大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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